父亲是平凡的，平凡得像一粒沙，一滴水。走的时候，平静而安祥；生活之中，从不掀一丝波澜。
2003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细雨绵绵，天气格外寒冷。在我们兄弟姐妹的注视下，父亲躺在老家的旧式雕花牙床上，轻轻地呼出最后一口气便永远地停止了呼吸。母亲抓住父亲的手哽咽着说，你爸走了。姐姐们顿时放声大哭。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父亲从住院到被送回老家，一个多月里，兄弟姊妹轮留守护，尽心尽力，从无怨言。尽管大家早已从医生那里知道父亲的日子不多了，但看到他老人家真的去世了，仍是悲从中来。
我的父亲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对子女爱得深沉，表面上却总是一副严父的模样。家里兄弟姊妹多，难免吵吵闹闹，但只要一听到父亲回家的脚步声，屋子里便会立即安静下来。谁犯了错，父亲一般都会在吃饭前当着大家的面教育，有时父亲说得不对，哥哥姐姐也会小心地提出反对意见，一般情况下父亲也会接受，但是原则或重大问题，他从不含糊。记得哥哥读初中时一次放假回家，偷偷地把挂在家里墙上的一支鸟铳装上火药铁砂，对着墙壁放了一铳。父亲回来时手里已经拿了一把没有竹叶的竹枝，把哥哥叫到跟前对着手脚就抽，边打边问以后还动不动鸟铳，哥哥只是闪躲和哭喊，父亲又开始用竹枝抽打后背。妈妈和我们都闻声过去了，但谁也不敢拉扯。哥哥借机便逃了出去，中午吃饭的时候都没有回来。下午父亲便要母亲和姐姐们都到外面去找，傍晚时分才找回来。看到哥哥手脚和后背上的血印，父亲一句话不说，晚饭都没吃就去睡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的日子都非常艰难，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活干得最多，吃的却是最差。家里闷红薯时母亲会在上面蒸一小碗米饭，父亲沾都不会沾一下，全给最小的孩子吃。野菜、稀饭、红薯渣，只要母亲做出来了，父亲就会吃得津津有味。那时家里也偶尔会吃从小溪里捕捞上来的小鱼虾，或者是打石灰时从稻田里捡的泥鳅。我们会抢着吃鱼肉，碗里剩下的小鱼小虾的头，基本上都是父母亲吃的。那种艰苦日子里，在父母的照顾下，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都长大成人了，没有饿死一个。
在重大挫折前，父亲也能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听母亲说父亲原来爱提意见，所以被划为右派，并被从税务系统开除回农村。回家时，他不要任何人接送，先天晩上把东西收拾好，把工作移交好，第二天早上去食堂吃完饭跟同事们一一告别，然后一个人背着行李平平静静地回家。回家后便跟农民一起出集体工，犁田收禾，挖山种树，什么农活都干，而且是又快又好，从不偷懒耍滑，更不会给生产队提要求、讲价钱。慢慢地大家便都喜欢他了，很少有人把他当五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另眼相看，加上父亲读过高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生产队还打破常规选他担任会计。
但因为毕竟戴着右派的帽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仍然是重点监控对象。有一次，在老家与县城中间一个供路人歇脚休息的亭子里发现了漫骂领导人的反动标语，上面布置严肃查处，大队治保主任第一个就把我父亲叫了过去盘问。他先问父亲前一天有没有上街赶集，父亲明确回答去了，这时他便气势汹汹地质问亭子里的反动标语是谁写的，父亲平静地说不知道，治保主任却毫无依据地说从笔迹对比看就是父亲写的。父亲仍然不温不火地说，不要信口开河，我昨天上街一直是跟你老丈人一起走的，你去问问他再说吧，然后站起身就走了。此事经其岳父之口传开后，很多年了仍然是治保主任留下的笑柄。
孝敬老人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也是父亲给我们的重要传承。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是个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眼睛似乎总睁不开，有时还要用折断了的火柴棍把眼皮撑开，走路时手里常常拄着一跟铁棍。可能是经常使用，握手的弯头部分发白发亮。因老人家排行第五，大家都称他为五老儿。奶奶总是惦着一对小脚，行动特别迟缓。两位老人由四个儿子轮留供养。轮到我们家供养时，母亲总是在大家吃饭前先做好老人的饭菜用一个有盖的篮子装好送过去，有时也会由父亲或者我们送。尽管家里生活艰苦，吃的多是蔬菜，但母亲为老人做菜时油一定会比家里人吃的菜放得多。过年了或者来客人时，家里有时会杀一只鸡，鸡的内脏总是汆给两位老人吃。老人吃多了，也吃精了，有次父亲去收拾碗筷顺便问问味道怎么样，爷爷说味道是好，就是少了个鸡心。回来后，父亲追查了好久。
有一年春天，小溪涨水，父亲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带着我去捞鱼，我提着一个铁桶跟在父亲身后。捞了好一会，只捞了一条七、八两重的鲤鱼，回家后父亲就要母亲煮了送给爷爷奶奶吃。我站在灶台边，看着锅里又白又香的鱼汤，馋得口水直流。母亲只舀了一口汤让我尝，一整条鱼全装给了爷爷。我们家条件虽然不是最好的，大伯家有四个儿子，都是全劳力，老大还被供销合作社安排进货运商品，每月都有少量现金收入，生活比我们好；二伯家只生了一个女儿，负担轻，条件也不错；只有三伯是现行反革命，而且子女多年龄小，条件最差，但爷爷奶奶还是喜欢由我们供养。父亲不止是对爷爷奶奶孝顺，对外婆同样关心。外公因走日本时受过枪伤，三十多岁就去世了，外婆一个人拉扯着七个孩子，吃了不少苦。我记得每年春节前，父亲都要安排我或者姐姐去给外婆辞年，一般情况下是给外婆送四斤猪肉，四个舅舅每人三斤，一家还有一包白糖，捆扎白糖的麻线下面放一张长条型的小红纸。外婆住在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院子里，我每次去，大家都会夸赞我父亲的好，我也会感觉脸上有光。
父亲从单位回到农村后就不大喜欢与人讲话，但一直喜欢喝酒。条件好一点以后，基本上中、晚餐都会喝上小半碗。酒是父亲自已做的，先是做酒曲。入秋后，父亲便上山采回六、七种草药，我只认识红辣蓼，因为哥哥曾带我扯过，剁碎后撒到厕所里杀蛆虫。把草药剁碎榨汁再与用早稻米磨成的米粉和匀，团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圆子，放到竹垫上盖上一层薄薄的粗纱布发酵，等到上面长满菌丝时再拿出去晒上几天，酒曲就做好了。做酒时，把酒曲用瓶子碾碎，撒到已经有些凉了的米饭上拌匀，再用坛子装好盖严，放通风阴凉处静置八、十天，酒坯就做好了。揭开盖子，屋子里便会飘满酒香。这时候的酒已经可以喝了，但那是甜甜的湖之酒，也有人叫醪糟，要制成烧酒还必须蒸溜。蒸溜就是把酒坯倒进大锅里，上面立一个木制圆筒（乡下俗称甑），最上面放一口天锅，天锅加满冷水，灶里的火把酒坯加热到八、九十度时，酒汽就会上升，与冰冷的天锅一接触便凝结成酒往锅子中间最低的地方流，汇到一起便往下滴，滴到圆木筒中间的木槽再流进酒坛里。
父亲酿制的米酒，酒精度不高，但却有白酒的清澈透明，而且米香浓郁，还不上头，在整个村子里都很有名气。那时乡里有一家联诊所，几名受人尊敬的医生都喜欢到我家与父亲喝两杯，乡中学有几个老师也喜欢找父亲边喝酒边聊天。亲戚朋友来了，父亲也会舀上米酒招待。在粮食欠收的年份，父亲便会用红薯酿酒，酒也很香，就是略显辛辣。父亲爱酒，但从来没有看到父亲醉过，他一般只喝一小碗就不喝了。
父亲除了爱喝点酒，还爱看书讲故事。那时候农村没有通电，父亲总会把煤油灯罩擦得通亮，睡觉前就在煤油灯下看一会书。书都是发黄的旧书，有些是横排的，有些是竖排的，有些还有黑白插图。我现在还记得父亲的书有水浒传、三国演义、三国志、薛仁贵征东、扬家将、三侠五义等。夏天在屋外纳凉时，院子里和对面院子的小孩都会缠着父亲讲故事，父亲就把水浒传里的内容节选成一个个小故事如武松打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等讲给大家听，有时也会讲一些民间故事。有一个故事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说，有一对中年夫妻因当地条件不好，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好在两人会做酒，酒就挑到街上卖，酒糟就喂猪，一家人总算可以勉强度日。一天一个老人路过向他们讨碗水喝，女主人立马从井里舀一碗水递给老人，老人喝完水又问还有剩饭没有，自己实在太饿了。男人犹豫了一下说，有是有点，但冷了，不知道行不行。老人说有口吃就行，三两口吃完女主人递上的饭后，老人往井里丢了三粒米，然后就飘然而去。第二天清早女主人到井里提水，只觉酒香四溢，舀一勺水尝了，竟然是酒。于是两口子便每天都从井里挑酒上街卖。过了一年，老人又来了，问中年夫妇现在日子好一点没有。女主人说好是好了，就是猪没有酒糟吃了。老人听后，左手在井面上一拂，三粒米便被捞了上来，右手食指在井边石头上题诗一首：天高不算高，人心最为高。井水做酒卖，还说猪无糟。之后长叹一声，瞬间便不见了踪影，井水也由酒变回了水。
1978年，中央决定对右派平反，在落实政策的大潮中，父亲也摘掉了右派帽子并重回税务系统工作。考虑到父亲年过半百又在农村吃了很多年的苦，局领导征求父亲意见，想照顾安排到县城周边工作，但父亲说他从内心里感恩党的关怀，自己一定要去最偏远、最缺人手的地方工作。局里便把父亲分配到了祁东最西边的黄土铺区税务所，所里又尊重父亲意见将他安排到最偏远的马杜桥乡负责税收征管。
1979年暑假，我在参加双抢时被碎碗扎伤了脚，在诊所清洗包扎后又开了几天药，但是几天都不能下水，母亲便要我去父亲单位休息几天。父亲住在乡政府一楼一间小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个木挑箱，最醒目的是墙上挂着的七成新的斗笠和端端正正地贴着的全县税务系统先进个人的奖状。吃饭时父亲从食堂端过来两份饭菜，和我座在办公桌前一起吃，我看到父亲的脸和手还像在农村时一样，又黑又糙。第二天一早父亲带我去卫生院换好药又戴着斗笠提着一个黑色的小皮包下乡去了，直到吃晚饭才回来。
父亲工作几年后便提前退休了，因为当时有顶职的政策，老人退休后可以安排一个符合要求的子女接替工作。家里年龄大的姐姐已经出嫁，哥哥也从煤矿工人转为了国家干部，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当上了老师，只有最小的姐姐还在农村。考虑到顶职的年龄限制，父亲便提前退休并为姐姐办好了入职手续。
恢复工作的几年，并没有改变父亲劳动的习惯。父亲退休回家后，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土分给了农民承包耕种，父亲便和母亲一起耕种母亲的那一份田一份山。有一年我岳父（也是刚恢复工作的右派）岳母到我老家玩，正碰上父亲挑李子上街卖。看到亲家上门，父亲高兴得不得了，把李子寄在别人家便陪着客人回家。事后岳父多次跟我说，你父亲做事太辛苦了，一担那么重的李子只怕是一般的年轻人也挑不起。我们也曾几次接父母到城里玩，来的时候，他们总是蔬菜、鸡蛋一袋一袋的提过来。但父亲只住一两天就要回去，他说放心不下乡里的蔬菜和鸡鸭，母亲告诉我，其实是父亲不劳动就不习惯。父亲退休后仍然像农民一样坚持劳动，直到生病住院不能行动才停下来。所以在我们的心里，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劳动的一生。